托馬斯·本德
《大學與城市》編者
對城市與大學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稍加反思就會產生非同尋常的認識大學。當我們考慮一些傳統和形式上的社會學特徵時，例如，世俗性、包容性、專業化、集中性、多樣性，會傾向於認為大學和城市之間存在一種同構性。這種觀點在本書的多篇文章中都顯而易見，特別是在 J. K. 海德關於中世紀義大利的城市與大學一文中得到了明確且有效的論述。透過提出這一觀點，即使是在最籠統的表述中，海德也能夠立竿見影地闡明修道院與大學在作為不同的高等教育承載者上存在差異。
然而，我們在提出這一論點時必須保持審慎大學。城市與大學之間存在同構性，雖然不能否認這一觀點特別具有啟發價值，但我想敦促在發展這一概念時要保持謹慎和剋制，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曲解。雖然城市與大學似乎在形式上具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共性，但它們是截然不同的社會建構。當然，我們清楚身臨一座偉大的城市與踏入一所卓越的大學校園，這兩者之間的體驗是不同的。
大學與城市的差異並不侷限於二者在社會中的主要功能上的明顯區別 ：一個是經濟交換，一個是學術培育大學。我想把這種差異以一種抽象的方式歸納起來。將城市大學理解為處於非封閉性多元體中的半封閉性多元體（uncloistered heterogeneity），前者指代城市，尤其是拆除城牆之後的城市。由於這種差異，二者之間的關係必然充滿張力，且無法相互同化。無論是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這樣做，都會剝奪它們各自獨特的文化意義，會扭曲各自的社會學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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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大學所共有的這種異質性特徵，提醒我們應注意另一種危險，那就是將城市或大學視為有機的統一整體大學。事實上，兩者都是界限不清的具有爭議的領域，包含了各種傳統、利益和理念。這方面的文章往往喚起了我們對城市的普遍印象，但都沒有具體闡釋那些建構以及重構城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的過程。
將城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概念化，並以此指導研究，這絕非易事大學。儘管不乏著名的散文家試圖刻畫城市的“文化”特徵，但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至今未能在格奧爾格·齊美爾、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羅伯特·帕克、路易斯·沃思、米爾頓·辛格（Milton Singer）和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Redfield）、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簡·雅各布斯和理查德·森尼特等人的精彩論述與大多被稱為城市社會學的相當有限，甚至瑣碎的理論和實證工作之間建立一個相當程度的理論見解。然而，我們當前探討的大學與城市這一主題所涉及的比較與互動研究的需求，很可能會促使這種理論見解的萌發。至少，它為窮理盡妙地探索城市文化的形成與重塑提供了一種方法。
如果說本書的一個假設是城市——作為一個場所——為大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實質性體現提供了一個焦點，那麼這仍然只是一個假設，在更多社會和文化細節（描述）出現之前，它將始終如此大學。為了獲得對這種互動的有效認識，我們既需要將城市作為一個更大的地理系統中的一部分，也需要對城市自身元素之間的內在關係進行更全面和更精確的分析。在本書的文章中，只有查爾斯·麥克萊蘭在關於柏林的文章中認真探討了此類地理問題，他對大學具體位置的簡明概述大大澄清和加強了他的論點。對其他城市，我們可能需要思考大學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文化意義——在中央商務區、精英社羣、其他文化機構和公園附近、郊區等。當然，城市文化不僅是各種文化機構的地理分佈，但如果低估了地理位置的實際價值和象徵意義，則是大謬不然。地理因素也鑄就了大學和城市文化。
然而，僅僅確定大學的地理位置只是一個開端，儘管教育史學者很少這樣做大學。如果城市和大學都是高度分化的實體，我們必須要問，大學的特定部分是否與城市的不同部分有著獨特的關係——此處的不同部分是指結合社會和地理方面的差異。比方說，大學的醫學院很少與文理學院的核心區域同處一地。在紐約，大部分著名的醫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是一個顯著的例外，它的醫學院是孤立的）都聚集在河東一個令人驚歎的醫學研究和醫療服務綜合體中，毗鄰中央商務區和上東區的精英住宅區。如果是另一種地理佈局，則會對大學的構成、醫學院的研究和治療任務，以及城市對自身文化的認識產生怎樣的影響？此外，大學通常為鄰近地區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教育、福利、娛樂）。在這種情況下，機構地理位置的遠近固然重要，但為社會提供的其他服務（精英通識教育、科學產品開發）似乎與具體的地理距離並不那麼相關。
儘管自我們所知的學科出現以來，城市就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焦點，更不必說亞里士多德對城邦的精闢分析了，但我們似乎仍然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將城市生活和文化與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程序區分開來大學。然而，本書的幾位撰稿人對於確定文化生產所涉及的具體城市特質，包括滋養這些城市品質的當地社會環境有著相當深入的探索。在此，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格拉夫頓對萊頓的利普修斯的描述、休斯克對巴塞爾的布克哈特和巴霍芬的解讀、費魯洛在對巴黎學者的研究中借鑑了約翰·鮑德溫的觀點，以及海德對日內瓦世界主義興起的解釋。在我看來，在每一個案例中，城市都提供了一個傳統與新環境之間的調解場所。如果我們將大學視為傳統的代表，那麼城市則充當著調解者的角色，城市甚至定義了傳統與當前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更具啟發性的是傑伊對社會研究所的闡釋大學。他以更廣泛的視角探討了這個問題，評估文化創新的幾種背景因素的相對權重，這也是就本書關切的研究旨趣所必須採取的研究方式。在此過程中，城市得到了應有的關注，但它也是在與其他相關因素的關聯中呈現的。為了避免 J. H. 赫克斯特（J. H. Hexter）所提到的“隧道式”歷史，我們必須關注大學在城市內外的生存環境。我們必須重建大學在城市之中的地位，以及在城市中有意識地傳播先進文化的其他機構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要求，但還有更多呼籲亟待提出，而這一切都有賴於對跨地區的文化傳播和創新機制的敏銳關注。
正如海德所強調的，大學從最初就採用了一種類似於商人、鞋匠和其他工匠行會的組織形式大學。直到 1831 年紐約大學成立時，工匠和商人仍有可能合作建立一所專門的現代城市大學。卡爾·休斯克強調了巴塞爾經濟中手工業基礎的優勢所在，尤其是在印刷業這一知識貿易方面。人們不禁要問，至少我很好奇，大學文化與城市手工業文化之間的關係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工業化的出現（這是一個不同於城市化的程序）如何改變了這種關係？雖然我不確定以何種力度推動這一觀點，但有大量歷史證據支援這一論點，即以商業 / 手工業為基礎的城市經濟更有可能培育特定的城市文化，而這種城市文化則面臨商品和知識的工業化生產所帶來的威脅。在抽象的市場的驅動下，企業工業化的組織要求似乎削弱了地方的經濟和文化意義。
在 20 世紀，將大學與社會聯絡起來的紐帶很可能是工業體系（包括知識產業和服務行業），而非城市大學。同樣，如果允許使用這個比喻，那麼研究的工業化不僅強調生產力，而且強調一種抽象的普遍性，這削弱了那些可能將學術研究與特定地方和文化聯絡起來的特質。據我對休斯克文章的理解，這正是布克哈特拒絕德國學術模式的原因。
雖然現代大學和工業企業都不像過去的行會那樣被包裹於城市之中，但兩者都與周圍的生活社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無論它們是否認同這些社羣大學。作為重要的僱主、客戶和房地產市場的參與者，城市大學長期以來都扮演著相當穩定的角色。然而，如今，由於大學（或企業）被視為外部機構，這種歷史形成的問題、面臨的機遇和緊張關係變得更加棘手。甚至在最近，公眾對科學技術的非凡力量的擔憂——無論是在大學還是企業的支援下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都使大學與其鄰居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那麼融洽了。由於擔心汙染和基因突變的失控，當地生活社羣越來越堅持要求在定義大學的知識生產以及企業的組織要求（包括就業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儘管我們今天把市民的這種願望解釋為“不僅對大學懷有敵意，而且是保守的”，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特別是在日內瓦和愛丁堡，這種干預在當時被認為是“開明的”和“具有現代性的”。
如果不討論經濟問題，我們就難以具體說明城市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自主性，因而也就無法明確其作為獨立變數的地位大學。同樣，我們也必須探究城市和大學與現代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城邦的解體及其被強大的民族國家所取代，對城市、大學與國家的關係產生了何種影響？在現代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大學似乎相當脆弱，而且這些國家首先投資的是皇家學院而非大學。大學是如何成功地將自己與國家進步聯絡起來的？在這些文章中，至少在我看來，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民族主義、現代化、城市發展和大學復興之間存在著關聯。雖然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最接近於解決這些盤根錯節的潛在問題，但這整個領域都迫切需要系統研究，包括關注大學和城市在近代早期和現代（特別是 1860—1930 年這段時期）被納入這一程序的截然不同的方式。
大學與城市系統之間還存在一系列相關問題大學。如何區分一所大學位於一個民族國家的首要城市或二級城市的相對優勢與劣勢？為了更準確地闡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以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例。牛津大學坐落在一個小城市，充其量也就是一個三級城市，而劍橋大學則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村落，它們怎麼會成為國家力量呢？這是否挑戰了首要城市的概念？或者這是否源於英國曆史上的反城市主義？還是倫敦大都市的郊區主義？我認為，這種情況在法國是難以想象的。教育體系的組織方式、城市等級以及國家結構的哪些特徵可以解釋這些差異？在德國和美國發展起來的多節點或分散化的城市和大學競爭模式也提出了類似的一系列問題。
大學一直宣稱自己的學術領域是全球性的，而非僅限於自己所在的城市大學。無論根植於何處，大學歷來都致力於追求具有普遍意義的學問。然而，顯而易見的是，一方面是地方主義和地域性，另一方面是世界主義和跨地域性，它們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簡單直接的。一些城市的地方性（人們會想到 19 世紀的巴黎和 20 世紀的紐約）即使不是普遍性的，至少也是國際性的。這與日內瓦及其新教學院形成了對比。邁克爾·海德在文章中描述的受到城市激發的地方主義改革之前，日內瓦的文化是一種深深根植於當地的跨地域性的新教運動。在承認這種複雜性的同時，我們仍然希望瞭解，一所深深紮根於特定地方的大學是如何以合法的方式超越該地區範圍進行表達的，就像巴黎大學在 13 世紀和芝加哥大學在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所做的那樣。
這個問題之所以特別有趣，是因為它迫使探究者思考是應完全從知識領域找到答案（純粹是思想的光輝），還是透過探究某些城市出於可明確闡明的原因而更好地定位其高等教育機構來找到答案大學。有哪些文化力量可能在起作用？其中多少源自文化因素，又有多少取決於政治和經濟因素？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基於具體的城市主導地位的事實，又在多大程度上源於國家權力？
本書大部分文章都直接或間接地論述了大學和城市（總是隱含地）在公共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大學。正如路易絲·史蒂文森和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所指出的那樣，大學在培養年輕人（直到最近才包括女性）適應公共生活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這麼說來，似乎大學與城市的歷史只給我們帶來了大學校長的陳詞濫調。但事實上，本書的文章所指向的遠不止這些。大學打算服務的公共文化到底是什麼？儘管我們經常透過研究大學的招生政策來判斷大學在服務社會方面的責任感，但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公共領域的包容性有多大。大學在社會關係方面往往不是創新者，不太可能大幅偏離這些外部定義。
我們對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的認識，源於 18 世紀早期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著作大學。他所稱的“禮儀”是指都市風範，而這是在公共領域中實施的。換句話說，公共領域的概念與城市生活的實際體驗密不可分。公共領域的社會基礎是城市環境，即18 世紀新建立的城市公共空間，包括倫敦著名的咖啡館。艾迪生所定義的禮儀文化或城市公共文化標誌著資產階級文化和政治利益的出現，並忽略了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許多其他利益（事實上，公共領域的創造與社會生活的性別分工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艾迪生將女性的家庭領域理解為與男性的新公共領域相對應的部分）。
因此，要使這一概念具有分析作用，我們必須超越其起源的侷限大學。當我們認識到公共文化的概念隱藏著包容和排斥的模式——無論是在社會實踐還是在符號表徵方面——我們就會開始理解這個概念離陳詞濫調有多遠。因此，它成為理解城市中的文化形成與合法化過程的一個關鍵立場。探究大學與公共關係的起點，應是公共文化本身的構成。特定社會希望（允許）其公共生活具有多大的包容性？哪些力量在試圖擴大這一定義？大學在這場競爭中扮演什麼角色？它是創新者還是抵抗者？這種競爭在城市中尤為激烈，而公共邊界的擴充套件一般都是由城市向社會施加壓力的。不足為奇的是，城市大學通常比偏僻的校園更快、更全面地回應這些變化。
但是，這裡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說明大學。這種擴大公共文化的回應是否應被理解為“社會工作”，或者它們是否增強了知識工作。我認為，大學“責任”的這種延伸過於頻繁地被讚譽為社會服務（大多數關於大學與城市的會議實際上都在討論大學應該為窮人做些什麼）。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文化層面的解讀路徑。事實上，至少有兩種文化路徑 ：一種源於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對受教育者的訓誡，他要求受教育者擴充套件自己的文化疆界，不斷擴大公共文化的邊界，但同時又要融合差異 ；另一種提出了對文化更富動態性的理解，由倫道夫·伯恩在 20 世紀初的紐約最有力地予以闡明。他堅持認為，文化不僅是對過去的繼承，而且在不斷地被新的參與者所豐富，包括窮人、移民、婦女和其他被排除在原有的資產階級公共願景之外的人。有了這樣一個擴充套件的公共概念，我們就有可能將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以及大學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化。
因此，大學與城市的歷史——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一個相當豐富的主題，對它的探索在本書中才剛剛開始大學。在這裡，我們有一個既能擴充套件文化史的實踐又能賦予其特殊意義的主題。我想闡明，正如本書作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所揭示的那樣，我們提出的是文化史，而不是城市史，也不是教育史。已經有太多的學術研究被封閉在城市史或教育史的專業領域之中了。本書的主題及其展現的研究方法，其價值正在於為城市和大學的研究開闢新的天地、注入新的風氣。
這本文集所涉及的國際範圍是如此之廣、時間跨度是如此之長，這是大多數相關歷史著作所不具備的，但專注於具體問題的學者一定會從這本文集所提出的宏大架構中獲益，即使這一架構尚未得到充分闡釋大學。如果這些文章確實引發了它們似乎在邀請我們開展的特定研究，那麼後續的文集將用歷史學方法來告訴我們更多——如果我們可以回到建築學的比喻，這將使我們超越最初的草圖階段，邁入繪製實際的施工圖紙階段，甚至是開始營造這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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