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文明的日常敘事中，法律被塑造成公平正義的化身法律。然而，在每一個熱點案件爆發的瞬間，網際網路往往淪為情緒的海洋。從“復旦投毒案”的死刑爭議，到“江歌案”的倫理拉鋸，公眾在輿論場中試圖尋找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但當喧囂退去，人們發現法律的裁決與樸素的直覺之間，依然存在著一層難以言說的隔閡。白紙黑字的法條和判決在公眾那裡似乎也變成了由冰冷的術語乃至黑話構築的壁壘，人們既依賴它又畏懼它，繼而不得不在困惑中發問：為什麼邏輯嚴密的法律，有時會顯得如此“不近人情”？
近日，“案例分析：法律人的看家本領”——《正義的褶皺》新書分享會在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店）舉行法律。《正義的褶皺》一書的作者桑本謙，北京大學法學院車浩、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吳澤勇以及資深律師王小雪、李哲遠一同探尋法律分析的精髓，細緻拆解案例分析的方法論，以典型案例為範本，揭示其背後複雜的權衡邏輯，同時，也探討了法律知識的社會傳播難題。
“案例分析：法律人的看家本領”——《正義的褶皺》新書分享會現場法律。主辦方供圖
許霆案、梁麗案、彭宇案、復旦投毒案、江歌案……《正義的褶皺：熱點案件的法理重構》一書引入這些曾引爆輿論、牽動人心的熱點案件，運用法律經濟學視角，深度剖析了其中權力博弈與社會成本的微妙平衡法律。在桑本謙看來，網路遴選出的轟動案件絕非隨機，而是需要具備特別的條件，也因此擁有難得的價值。在常規案件中，傳統法律要件尚能遊刃有餘；但在熱點疑難案件中，“黑天鵝”的出現會讓既有教義顯得捉襟見肘。而且，轟動案件之所以牽動人心，往往是因為判決與大眾的道德直覺產生了衝突。分析這些案例，就是探討法律如何應對這種本能的反應，它們提供了“破局”的契機，強迫法律人跳出迴圈論證，尋找更具包容性的深層邏輯。
什麼樣的懲罰才是正義的法律？
什麼樣的懲罰才是正義的？活動現場，桑本謙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關於此，一直有兩個學術傳統：報應論和威懾論法律。桑本謙坦言自己原本是威懾論的堅定支持者，“相信貝克爾的微分公式，最大化社會福利，刑法就是要追求一個最優的威懾，使犯罪造成的社會損失和防範犯罪造成的社會支出，兩者之和最小化。這是我過去堅持的理論——這種理論是有問題的，把社會當作一個最佳化目標，計算是海量的，無法操作。所以立法者、法律決策者包括法官是不可能考慮社會如何，只能考慮這一次犯罪給受害人造成多大的損失。”
對此，桑本謙指出，威懾論的好處是有前瞻性，“認為懲罰是為了阻止未來的犯罪而不是盯著過去法律。”但與此同時，報應論有著更悠久、深厚的傳統，“我覺得報應論捕捉到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它是個體的，是從下而上的，找到了一個錨點，受害人受到了傷害，懲罰要以受害人受到的傷害為依據。這兩種傳統，各自捕捉到了正確的一面，威懾論捕捉到了前瞻性的一面，報應論捕捉到了以個體為錨點。”也正因為此，桑本謙認為，這兩種理論的對立是虛假的，因為它遵循同樣的結構——懲罰的敘述結構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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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褶皺：熱點案件的法理重構》
作者法律：桑本謙
版本法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年1月
那麼，什麼是敘述結構？桑本謙表示，“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既遂比未遂受到更嚴厲的懲罰，蓄謀比衝動受到更嚴厲的處罰，故意比過失的懲罰更重，累犯要加重處罰，一種危險行為沒有任何後果，也依然要受到懲罰法律。無論是報應論還是威懾論，如果兩種理論在這麼重要的問題上是聚合的……這就意味著兩種理論一定在跟蹤某一種更重要的東西。我覺得它還是長期跟蹤我們長期演化來的道德直覺。”
道德直覺又是什麼呢？桑本謙說，“簡單的表現形式其實就是一代一代哲學家講的報應，‘一命還一命’……我順著‘一報還一報’進一步思考，我的直覺是懲罰一定會追蹤六個引數法律。我在《正義的褶皺》一書中列了四個引數，若全部列出是六個引數：再犯的可能性、成功率（更成功的犯罪要受到更嚴厲的處罰），累犯是因為再犯而且成功率高。另外偵查率和犯罪透明度，偵查率低要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武松打死西門慶寫‘殺人者武松’，他就很透明，實際上讓我們感覺他的道德評價要大一些。偷襲和伏擊要比正面打鬥更讓人深惡痛絕。還有兩個引數：一是假陽性，因為懲罰是會犯錯誤的，所以我們的直覺是疑罪從輕，但我們的制度是疑罪從無。其實當你懷疑某一個人的時候，你已經開始懲罰他；另外一個是假陰性，就是觀測質量，我們認為‘不知法’不免責，是因為如果‘不知法’會免責，大家會故意製造‘不知法’的狀況，使得官司質量下降。六個引數以乘法的方式聚合在一起，這是我目前想的，但還需要驗證。”
《波士頓法律》第二季（2005）劇照法律。
桑本謙說：“威懾論強調懲罰是著眼未來，報應論是說懲罰是回顧性的，要看他過去幹了什麼，現在他應受懲罰法律。我說兩者是一回事，是因為最終我們看到的結構是一樣的……就像孟子是性善論，荀子是性惡論，但是他們和人打交道的時候是一樣的，他們不把你假定成壞人或好人。為什麼？其實這只是理論表述的不同，這兩種理論一定在追蹤同一種東西，我們需要把它追蹤到的同樣的東西找出來。我認為就是道德直覺的隱示的演算法。比如鳥會飛，你不能說它懂空氣動力學。空氣動力學的確對鳥來說是一種隱示的演算法。我認為我們的道德直覺追蹤六個引數，而且全世界所有的法律教義都追蹤這六個引數。”桑本謙表示，把高再犯率、高成功率、低檢出率聚合在一起，“我們專門起了一個名字叫引線和蓄謀，但有時候它們分開、解耦了，就不好描述。許霆案就是這樣，分開了，教義、語言失去了抓手，但道德直覺穩定追蹤引數。”
《正義的褶皺》一書中所提到的第一個案例是許霆案法律。2006年，許霆利用自動取款機故障，用銀行卡僅有的175.76元取出了17.5萬元現金。一審判決認定其因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判處無期徒刑，引發了強烈非議。最後，重審判決對許霆減輕處罰至有期徒刑5年，並處罰金2萬元。然而，此案的真正問題卻在於：一審量刑畸重是共識，但重審減輕處罰卻在傳統刑法學上講不出過硬的理由。這是為什麼？對此，桑本謙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傳統刑法學理論充滿了偽指標，諸如“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以及“期待可能性”之類的概念，這些其實都是形容詞。人們一旦滿足於這些形容詞給出的答案，就不再會去研究許霆作案方式的特殊性了。
桑本謙提出，可以用“犯罪成功率”和“破案率”這兩個量化指標，替代這些模糊的形容詞法律。他指出，許霆的作案方式與眾不同：第一，事先看其作案成功率幾乎為零；第二，事後證明破案率接近百分之百。作案成功率和破案率是評估罪責輕重的兩個重要指標，與犯罪實際損失、作案統計頻率組合在一起，就可以建構一個評估罪責輕重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與傳統刑法學理論截然不同：“形容詞只能描述一種模糊的感覺，很難將認知物件從主客觀的相互糾纏中獨立出來。而採用指標，即使做不到絕對客觀，也至少可以使描述更清晰。成熟學科必須擺脫‘形容詞依賴’。”
案例分析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領
“案例分析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領法律。”桑本謙說，法律這個學科吸引他是因為古老的刑法案例，“我特別喜歡分析一系列的案例，包括民法案例。但民法案例不像刑法案例那麼引人注目。最轟動的案例一定是刑事案例。刑事案例代表一個社會微觀上出現了病理，會病到什麼程度？”
桑本謙表示，凡是熱點案件都有共性——常規的路走不通了，或者按常規的路會給我們不太好的結果法律。比如許霆案，法官已經手下留情了，盜竊數額特別巨大，只有死刑和無期，這時候要挖得更深，爬得更高，抓正義的根，“貫通了解釋論和立法論，界限在這一刻是不存在的。常規的案件是在法律之內尋求一個答案。我們根據法律、司法解釋進行推演，那是司法考試意義上的案例分析。司法考試意義上的案例分析都有一個比較確定的答案，因此司法考試要想考得難，只能把故事講得複雜。但是不要緊，只要一步步拆解，答案就在那兒。但熱點案件就不一樣了，情節很簡單……生活中沒有那麼複雜的場景，但熱點案件恰恰是生活場景中比較極端的情況……我為什麼把它編成一本書，這反映了一個時代，曾經的二十年……我們可以根據資訊來還原案件。”
電影《全民目擊》（2013）劇照法律。
“你要知道每一個法律傳統都有一些經典案件法律。比如英美法教科書會講女王訴斯蒂芬、杜德利案，後來演化成很多版本，洞穴奇案、電車難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的原型就是發生在19世紀80年代一艘出現海難的船上。這就是經典，現在經過一百多年還是經典。如果沒有共通的語言，我也希望一般的法律人一講就知道，比如許霆案、於歡案，形成語義壓縮包，不用討論了，預設所有人都知道這些案件。這些案件正在被遺忘，但我在課堂上還是會講。因為沒有替代，沒有更好的案子替代它，我非常珍視這個案子。”
江歌案引發的輿論風暴，在桑本謙看來，源於“道德直覺”與“法律理性”之間的張力法律。書中，桑本謙繞開了傳統侵權法中難以成立的“過錯認定”，引入了“過錯冗餘”和“有難同當”兩個概念來分析這一案件。
“有難同當”是社會對朋友之間共同面對危險的道德期待，這種道德直覺在江歌案中被強烈喚起法律。然而，法律系統應該透過“過錯冗餘”機制來應對這些道德期待。他認為，雖然在案發瞬間劉暖曦的行為更符合避險本能而非法律過錯，但法院適度降低過錯認定標準是一種“冗餘”設計——它承認在某些情境下，行為可能在道德上存在嚴重瑕疵，但並不必然達到法律上明確定義的“過錯”標準。更具突破性的是，他將該案定性為一種古老的保險糾紛：在共同面對危險的夥伴關係中，倖存者應對遇難者家屬承擔分擔損失的義務。“法律很難馴服人們的道德直覺，這正是許多轟動案件牽動人心的原因之一。”桑本謙指出，這種“有難同當”的基因早已刻在人類演化而來的道德直覺中，它撫平了判決書在現有“法言法語”下的言不由衷，解釋了為何一份超越法律條文的判決卻能獲得公眾深層的正義共鳴。
記者/何安安
編輯/羅東
校對/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