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與城市：從中世紀起源至今》大學，[美]托馬斯·本德 編，謝夢譯，商務印書館，2026年6月版，520頁，98.00元
美國當代深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紐約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托馬斯·本德（Thomas Bender）主編的《大學與城市：從中世紀起源至今》（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謝夢譯，商務印書館，“大學、思想與社會”叢書，2026年6月）是紐約大學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1987年）的論文集，至今已經過去近四十年大學。這部論文集“是對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關鍵時刻與主要城市之間的複雜關係的創新性研究，其中收錄的都是世界一流學者在不同面向上富有啟示的探索之作。來自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的傑出學者對博洛尼亞、巴黎、倫敦、柏林、法蘭克福、芝加哥、紐約等地的大學與城市進行了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這些至今仍是學術熱點，其觀點、視角以及研究方法仍有重要價值和借鑑意義”（見該書封底推薦語）。這裡所講的“創新性研究”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實際上並不誇張。
雖然世界上大多數大學與城市有著緊密聯絡，也儘管今天的相關研究有了很多新的發展，但是該書中提出和論述的許多研究議題仍然有待繼續被關注和值得繼續深入研究大學。由希爾德·德·裡德-西蒙斯（Hilde de Ridder-Symoens）主編的《歐洲大學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第一卷、第二卷，張斌賢、賀國慶等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是關於歐洲大學歷史的內容最豐富的全景式著作，其宗旨是論述“歐洲各大學基礎性和永久性的特徵”，以及大學的民族差異與地區差異。具體議題中設有“教會、王權和市政當局的期望”，但是與“大學與城市”的議題仍然很有距離。這或許可以從學科體制的角度予以解釋。在教育學、歷史學、社會學、城市學等學科中，當然有各自視角中的大學研究或城市研究，但是對兩者之間關係的界定、性質、歷史起源、互動關係等方面的研究卻容易被邊緣化。托馬斯·本德認為“大學與城市”雖然是一個能夠迅速引人注目的題目，但要對其進行界定卻又相當複雜”（本德，導言，第8頁）。他進而指出，“當我們進入現代城市和現代大學的篇章時，就會更加難以界定城市、大學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導言，15頁）。無論如何，他認為本次會議的成果提供了研究的邊界意識，提出了有啟發性和挑戰性的主題（導言，第8頁）。
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經驗中，大學與城市的緊密關係有時會成為大眾話題，在輿情中熱議大學。比如在有關申報高考志願的考量中，大學所在城市在考量中的佔比不斷提升，今年甚至有觀點認為城市比985、211更重要，理由是對城市抱有的希望比對大學或專業的希望要更為現實。另外就是關於大學校園是否應該向社會公眾開放，近來一度成為頭條熱議，不少評論因而把大學與城市的關係作為討論焦點，從開放與封閉作為具有時代特徵的象徵，到把大學與城市的關係放在公共資源和文明價值嚮往的維度上進行論述，實際上是持續進行的大學與城市關係的普及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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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諸如大學的校慶典禮、城市的文化展覽規劃、面向未來的教育發展戰略等等媒體報道文字中，以及在大學校園裡的校史展覽中，偶爾會提到大學與城市發展的關係如何緊密、如何相互支援，但是基本上會以大寫的國家取代所在的城市，而且往往缺少真實的資料、問題和深刻的論述大學。就如紐約大學文理學院院長賴斯（C. Duncan Rice）所講的，這類活動通常只是充滿了儀式性的、自我陶醉的活動，當時他正要籌辦該院的百年紀念活動（序言，第1頁）。本德認為，“儘管現存的關於大學與社會的著作頗豐，但已有作品卻忽視了兩者互動的一個關鍵節點——城市。此外，大部分關於大學與社會互動的研究都集中在社會史領域”（序言，第2頁）。實際上直到今天，大學與城市關係的議題仍然容易被大學與社會關係所遮蔽，客觀上是因為城市與社會更為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在具體的深入研究中不難發現，大學與城市和社會的關係既有重疊，更有區別，兩種關係的性質與功能並不相同。大學誕生於城市，首先受地理空間、資源供給等不可缺少因素的恩惠與制約，是大學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但大學並非總是要與社會緊密聯絡，早期的大學與作為權力實體的宮廷或教會有更多的聯絡，直到今天大學與社會的關係往往較多從社會對大學的需求和大學的社會功能等意義上被認識。在大學史、城市史和社會史這三個以大學為聚焦點的研究視野中，適度區分“大學與城市”和“大學與社會”的研究性質、方法和基本議題，有助於從不同側面揭示大學在人類生活中的不同性質與功能。正如本德的該書“後記”中所講的，大學與城市的歷史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一個相當豐富的主題，本書作者所採取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我們提出的是文化史，而不是教育史。已經有太多的學術研究被封閉在城市史或教育史的專業領域之中了。本書的主題及其展現的研究方法，其價值正在於為城市和大學的研究開闢新的天地、注入新的風氣”（474頁）。本德指出，這次會議邀請了社會史學者和對高等教育和城市都感興趣的文化史學者參加，“在文章中著重探討了大學的智識工作，而非侷限於學生群體所反映的社會階層構成。在這方面，書中的文章反映了一種更為宏闊的轉向，即從社會史（尤其是量化研究取向的社會史）轉向文化史或思想史，後者在一代成就斐然的社會史學者的研究結果和旨趣中獲得了關注。”（序言，第2-3頁）在今天，大學研究的視野和方法已經不受教育學、教育史學科的侷限，歷史學、地理學、城市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經濟學、政策學等學科已經成為大學研究縱橫跨越的領域。
為了獲得對大學與城市互動關係的有效認識，具體城市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的真實內涵和歷史發展是研究者必須首先研究的問題大學。但是，正如本德所言，在本書的文章中只有查爾斯·麥克萊蘭（Charles McClelland）在關於柏林的文章中認真探討了此類地理問題，他對大學具體位置的簡明概述大大澄清和加強了他的論點。對其他城市，我們可能需要思考大學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文化意義——在中央商務區、精英社羣、其他文化機構和公園附近、郊區等。當然，城市文化不僅是各種文化機構的地理分佈，但如果低估了地理位置的實際價值和象徵意義，則是大謬不然。地理因素也鑄就了大學和城市文化（467頁）。地理問題的確非常重要，大學的誕生和發展首先離不開用地問題，這就是大學與城市最早的利益博弈。英國作家柯瑞思（Nicholas Chrimes）指出，劍橋大學的發展建立在劍橋鎮居民付出巨大代價之上，學校向前發展一步，劍橋居民就得往沼澤中後退一步。學校地盤的擴張，把當地居民擠出了原先的鎮中心，迫使他們搬到遠郊（柯瑞思《劍橋：大學與小鎮800年》，陶然譯，三聯書店， 2013年，11頁）。現在人們看到劍橋大學的美景，是以原住鎮民的犧牲為代價的。除了土地被國王學院強制收購，鎮民還一再犧牲其他利益。例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鐵路火車站選址方案中，劍橋大學偏要採用距老鎮中心最遠的一個，原因就是不願讓外界貼得太近（同上，21頁）。
在大學的地理位置問題中，容易被忽視的研究議題是大學與“郊區化”的關係大學。本德指出，美國大學的“郊區化”轉向使學術理想與田園環境結合起來。“身處今日之時代，人們普遍認為美國的人文和智識正在被‘郊區化’，並被形塑到一個全國性的大學系統之中，我們有必要去探尋大學與城市在過去和現在的關係。”（序言，第2頁）“在美國，我們習以為常地沉浸在英美田園牧歌式的學術傳統中，以至於忘記了將大學與偉大城市聯絡在一起的更為普遍的傳統。”（托馬斯·本德，“導言”，第7頁）他說，現代意義上的“校園”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被用於描述普林斯頓大學新建的拿騷廳周圍環繞的綠地（同上）。美國曆史學家弗雷德里克·魯道夫（Frederick Rudolph）在他的《美國學院和大學史》（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1990；王晨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7月）對此有更詳細的闡釋，他認為在大學史上，美國人一直有一種深受英國人影響的對鄉村式學院的偏愛。1770年，那些反對將羅得島學院建在普羅維登斯（Provideience）的觀點固執地認為“要想在文學追求中取得成就，相當程度的靜修生活是必須的”。美國的教育家和公理會神學家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02-1887）在1836年說，“美麗的風景”對塑造性格有重大影響；四十年後，一本頗受歡迎的美國大學指南認為設在鄉間的大學，其學生的道德品質就會得到提升。人們總是相信，學院坐落在群山之中或草原之上，校園生活就會更健康、更有道德、更能鑄就品格（119-123頁）。從郊區化與思想教育、道德培養的關係來看，在城市政治面臨危機的時期就更能發現郊區化的校園選擇對管理學生帶來的好處。把大學新校區選擇在郊區不僅可以降低收購土地的成本，同時也是一種有管理遠見的策略。對於那些曾經在十九世紀革命風暴中活躍在城市的歐洲學生來說，當他們成群結隊地用自己的腳來丈量從校園到城市中某個街道或地標建築的距離的時候，那可能就是一個歷史上的重要時刻。這是大學與城市地理學研究中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議題，而且可以更多地在各種私人敘事中獲得最翔實和最生動的史料。
本德對於論述大學和城市在公共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因為他知道關於大學如何在培養年輕人適應公共生活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這樣的話題，已經成為大學校長的陳詞濫調大學。他指出，該書的文章遠不止講這些，而是關於大學打算服務的公共文化到底是什麼，以及公共領域的包容性有多大等大學在社會關係方面的外部環境。比如，特定社會希望（或允許）其公共生活具有多大的包容性？哪些力量在試圖擴大這種包容性？大學在這場競爭中扮演什麼角色？它是創新者還是抵抗者？這些問題非常尖銳和深刻地把大學與城市公共生活的真實關係揭示出來，這樣的問題不可能出現在大學校長與城市市長相互致辭的講稿之中。本德接著還談道，“公共邊界的擴充套件一般都是由城市向社會施加壓力的。不足為奇的是，城市大學通常比偏僻的校園更快、更全面地回應這些變化”（473頁）。在這裡同樣涉及大學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問題，實際上比更快回應社會變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大學有時就是向社會施加改革與變化的壓力的起源地，是城市風暴的中心。但是也應該看到的是，西方的大學在把自己的責任延伸到為社會服務的時候，往往有具體的物件。比如本德所講的，“大多數關於大學與城市的會議實際上都在討論大學應該為窮人做些什麼”（同上）。可以把“窮人”轉換為“弱勢群體”，把對社會平等的關切作為大學服務於公共文化的目標，這是對城市公共文化的真實擴充套件。
不僅城市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意義，在大學與城市的關係中，有些城市可能會在某個時期因其權力、文化傳統以及意識形態力量等與教育的關係而具有象徵性大學。在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萊頓、日內瓦和愛丁堡這三座城市與大學的關係分別象徵著古典學者如何處理他們的個人生活與職業生涯、雄心勃勃的城市利益集團如何迫使大學重新定義自己並與文化世界主義聯絡起來、以禮儀作為一種文化和政治建構來定義公共生活（導言，13頁）。這些城市因為與大學教育發生的關係所具有的象徵性在歐洲教育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此想起美國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的《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饒佳榮譯，九州出版社，2012年），該書第五章的題目就是“重慶與昆明”，從大學教育自身的問題展開論述。“重慶”與“昆明”這兩個城市的確成了很貼切的象徵性概念，揭示了在中國現代教育發展中最關鍵的兩種價值觀的對峙。在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高等教育的改造問題終於浮現在政權的議事日程上。國民黨教育部門改造大學的基本做法是統一體制、黨化教育、以中國化抵禦西化、以實用專才代替思想博大的通才。與此相反的是，昆明時期的西南聯大堅持學術獨立和尊嚴，在反對國民黨思想控制、反對秘密警察對大學師生政治自由權利的監控等方面作出的鬥爭一直激動人心。
教育到底是國家的工具還是應該由教育來塑造國家，這一直是許多知識分子思考過的問題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雅羅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的《大學理念重申：與紐曼對話》（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楊德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一方面認為大學仍然要透過教學與研究實現它對於社會革命肩負的職責，大學教育要為學生的道義憤怒和社會理想提供精神和學術資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為民族的、階級的和性別的等等領域的極端工具。但是他指出，大學的發展趨勢中的危險性是“變成非正義社會的辯護人，甚至成為實施壓迫的政治的幫兇”（《大學理念重申》，176頁）。或許從西方校園觀察中就可以發現，後冷戰時代的去政治化正與這種趨勢大有聯絡。
在“大學與城市”的研究議題中，大學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大學。柏林大學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就很有代表性。它本身是由普魯士國家建立的，而且位於王宮城市的政府區域中，因此從一開始就不僅具有城市性（städtisch），還兼具首都都市性（hauptstaidtisch）的特徵。在作為首都的城市與一般城市當然有重要區別，在首都的大學比其他城市中的大學的區別也同樣鮮明。查爾斯·麥克萊蘭的研究表明，柏林大學大多數教授的任命都以他們對王權與教權的忠貞不渝為前提，在最反動的時期，柏林大學的神學院培養出了極端保守和正統的牧師，而哲學學院培養出了數千名僵化的古典主義者為普魯士的新中學提供教師。即使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後的自由時代，大學對統治秩序提出嚴肅挑戰的可能性仍然受到限制。不過，只要教授們至少在口頭上聲稱對普魯士君主制以及後來的德意志民族理念予以支援，那麼教授們就能在研討會和實驗室裡享受很大程度的自由。以科學和學術之名的探索自由在實踐中平衡了忠於當前政權的需要。事實上，柏林也培養了相當一部分希望將批判性的學術方法用於當代社會和政治問題的激進分子。柏林大學校長、著名生理學家埃米爾·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在1870年發表的愛國主義演說中稱該大學是“霍亨索倫君主的貼身侍衛”，這說法有誤導性。同樣具有誤導性的說法是，有數百個版本的卡爾·馬克思潛伏在周圍，為世界革命做準備。真實的情況是，大部分教授和學生都樂於對這個王朝表達口頭效忠，然後繼續他們的工作；無論在地理位置、法律地位或是精神狀態上，柏林大學的心態與受過良好教育、時而具備開明精神的官僚階層更貼近。由於所有高階教授都是正式公務員，而且大多數學生註定也會成為公務員，因此這種心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98-299頁）。 但即便是這樣，大學與柏林王宮的共生關係也從未完全實現。“儘管行政官僚機構與大學有許多共同之處，19世紀許多頗具影響力的文化部長也給予大學保護和寬容，但‘為知識而生’和自由研究的精神往往會與國家行政部門更為正統、令人恐懼和過度謹慎的觀點發生衝突。”（300頁）在現實中人們會看到的是，行政當局會為大學的研究成就感到自豪，國內和國外同行的評價也會給大學提供了免受任意干預的保護。更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普魯士的政策利用了改革的氛圍，同時又不表現出激進的革新者的姿態：在國家統一、工商業發展，甚至社會立法等問題上，都是如此。柏林大學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這一官方路線，隨著學術和科學的新趨勢而變化，但永遠不會激進到足以挑戰普魯土官方及其大學制度的基本原則（同上）。這已經講得很清楚、很透徹了，這是柏林大學作為普魯士國家的驕傲的根本原因。
但是，即便是這樣，柏林大學也沒有脫離城市的公共文化領域，甚至也沒有脫離對社會政治的介入大學。有些大學師生會在大學區的沙龍、咖啡館、啤酒店與市民互動，也舉辦了一些文學沙龍。但是當沙龍里開始批評政府的時候，有些教授會退出。麥克萊蘭指出，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大學所承擔的社會問題通常指的是窮人的困境。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浪漫主義保守派維克托·艾梅·胡貝爾（Ⅵctor Aime Huber）在柏林大學成立了一些組織來幫助窮人，包括為一個為他們設計示範住房的專案。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柏林大學也成為所謂的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主要中心。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盧約·布倫塔諾（Lujo Brentano） 以及後來的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經濟學家宣傳了各種解決工人困難的方案，包括鼓勵工會發展或政府直接干預（303頁）。有個別教授在直接干預城市事務方面更有成效，例如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是1848年革命中較為激進的柏林教授之一，他在呼籲改善城市公共衛生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更多活躍在城市議會中的教授更喜歡在帝國議會或普魯士上議院任職，而不是深入參與城市事務（304頁）。說到底，大學師生對於參與社會政治都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年輕的教授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影響力和權力之外，因此對掌握權力的正教授們心懷不滿，在革命的氛圍中試圖宣洩不滿，但是當形勢不對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退縮。少數學生支援激進分子和起義民眾，但也只有大約百分之五的學生參加了示威活動和街頭戰鬥，而更多的學生加入了市民警衛隊，保護大學地區的法律秩序（305頁）。
馬丁·傑伊（Martin Jay）的文章研究法蘭克福學派與法蘭克福和紐約這兩座城市的關係起源及相關問題，揭示了思想性的學術研究與城市的一種特殊關係大學。私人的慷慨資助保障了社會研究所的相對自治性，也非常符合法蘭克福歷史悠久的由私人資產階級資助學術事業的傳統，意味著社會研究所明顯不受政治和官僚壓力的影響。雖然按規定，研究所所長必須由大學教授擔任，這使得研究所與普魯士政府之間建立了一種鬆散的聯絡，但研究所仍然與傳統學術機構大不相同。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研究所並不致力於科學專業化和分門別類的目標，而是強調整體的、綜合的知識概念；二是研究所的成立純粹是為了促進研究，沒有任何明確的教學職責，也就是說完全沒有培養精英來為國家服務的職能；三是研究所的研究議程中包括批判和最終推翻資本主義秩序，這也是它與普通學術機構的顯著區別（372-373頁）。進一步來說，社會研究所與政治的關係是複雜而微妙的。無論如何，社會研究所是第一個毫不掩飾地與德國大學有鬆散聯絡的馬克思主義機構，人們懷疑它成立的真正背景既不是城市的，也並非學術的，而是關於政治的。事實上，研究所幾位早期成員確實與激進政黨、特別是德國共產黨有著個人聯絡， 學生們為該研究所起的綽號“馬克思咖啡館”並非毫無根據。但是，同樣真實、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該研究所在成立初期從未與任何左翼幫派、宗派或政黨建立起制度上的聯絡，也從未遵循過任何單一的政治路線甚至理論路線。因此，我們可以明確的是，“社會研究所”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概念既不是傳統的學術機構，也不是以政黨為導向的理論骨幹隊伍，“它在左翼知識分子的歷史上呈現出了一些全新的東西”（374頁）。
馬丁·傑伊的研究重點還是法蘭克福學派與兩座重要城市的文化環境之間的聯絡大學。他認為法蘭克福擁有一種對魏瑪生活中最具實驗性的潮流保持開放的文化氛圍，產生過各種重要的創新。例如，恩斯特·邁（Ernst May）設計的大型現代主義工人住房專案；法蘭克福廣播電臺經常安排最具挑戰性的現代音樂演奏會，以及播放創新的廣播劇和關於各種主題的嚴肅講座；《法蘭克福報》著名的文藝版塊中對廣泛的文化和社會問題進行探討；也是德國最早的精神分析研究所的誕生地之一，將最高榮譽——歌德獎——授予備受爭議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這些都能說明魏瑪時代的法蘭克福在大學以外的生活中是多麼活躍和進步。這樣的城市環境使社會研究所的許多成員能夠走出“學術象牙塔”，享受與實驗性的、通常是現代主義的城市文化的親密接觸。但是，正如他們與大學的關係一樣，大多數研究所成員都對城市文化場景及其孕育出的知識環境保持某種疏離的態度。只有完全身處學術等級制度之外的克拉考爾和本雅明更頻繁地撰寫有關大眾文化和城市生活的文章，這種對比在他們對魏瑪日趨嚴峻的政治和文化危機的不同反應中得到了印證（377頁）。簡而言之，該研究所與官方大學結構和現代主義城市亞文化的關係以及與當時的激進政黨的關係總是有些古怪和邊緣化。因此，法蘭克福學派從來都不僅僅是其城市或學術淵源的直接產物，或者任何有組織的政治運動的產物。相反，它是作為這三者的動態節點中出現的，“懸浮在一個社會文化力場的中間，不偏向其中任何一極。它不受任何特定背景的束縛，徘徊在一種思想的無人區”。這種狀態在研究所於1934年從法蘭克福經日內瓦遷往紐約之後，無疑變得更加嚴重，研究所與美國大學生活以及接納它的紐約城市文化之間的距離更加疏遠（378頁）。
從法蘭克福學派與大學和城市關係的論述中，作者歸納的經驗教訓是：一，沒有任何直接的、還原性的背景分析能提供一種令人滿意的答案，用以解釋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內容大學。它有太多重疊的背景了——學術的、城市的、政治的，以及個體的和智識的背景，因此無法將批判理論或該研究所的工作歸因於任何一個主要背景；二，正是各種離散背景的動態交叉和重疊為研究所的工作提供了動力，多元的和往往相互衝突的背景使得他們的各種思想能夠緊密相連，從中可以解釋他們的批判能力；三，社會或文化的多重邊緣性激發了非正統或創新的思想，這是思想史的常見內容。法蘭克福學派最喜歡的一句話“不參與”（nicht mitmachen）不僅意味著對因循守舊和追隨政治派系的反抗，更界定了他們知識生產力的條件（388頁）。應該說這是一個很有獨特性的案例，揭示了更傾向於思想性研究的學術機構與城市、政治等各方面的遊離關係。
前述麥克萊蘭關於柏林大學的論文讓我們重溫了大學的理想：“根據洪堡的思想，這所新大學將為年輕人提供一個場所，讓他們可以在閒暇中全身心投入一種新的崇高的學習精神之中，透過對新人文知識的探索，不僅會產生‘研究成果’，而且還會促進個人精神（Geist）的完滿，這對真正的教育（Bildung）或者心智培養是至關重要的大學。新人文主義將透過新一代的教師、牧師、醫生和公務員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在費希特的思想中，一所包攬人才和浸潤哲思的大學將帶來德國精神的復興，最終也將促成德國生活的重建。”（286頁）但是在現實中很難真正實現這些理想，因為在現實中大學必須回應各種社會力量的要求，包括政府、僱用畢業生的機構以及學生本身。在這方面，戴維·A.霍林格（David Hollinger）對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和紐約市立學院如何“面向城市”的研究很有現實意義。人們期望大學透過研究和服務為改善城市狀況做出貢獻，這種期望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得到廣泛表達。但是大學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任何顯著成效和成功的案例，在幫助解決少數族裔的問題、犯罪、種族融合、社羣變化和衰落、住房不足等問題上的效果令人大失所望。對於多數問題，大學尚不具備足夠的認識來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而且政治條件也限制了這些解決方案的實施。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大學已經因學生反抗運動而自顧不暇，無暇顧及城市危機。最後應該承認的是，大學所能發揮的唯一有效作用就是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教育與研究工作，為城市培養受過良好教育的優秀人才（455-457頁）。
本德在全書的“後記”中指出，在八十年代後期，已經出現公眾對科學技術的非凡力量的擔憂——“無論是在大學還是企業的支援下發展起來的科學技術，都使大學與其鄰居之間的關係變得不那麼融洽了大學。由於擔心汙染和基因突變的失控，當地生活社羣越來越堅持要求在定義大學的知識生產以及企業的組織要求（包括就業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儘管我們今天把市民的這種願望解釋為‘僅對大學懷有敵意，而且是保守的’，但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特別是在日內瓦和愛丁堡，這種干預在當時被認為是‘開明的’和‘具有現代性的’。”（470頁）這個問題放在今天AI智慧洶湧而來的情境之中，可以發現對人類無法控制的科技力量帶來後果的恐懼是有歷史持續性的，問題是今天的生死大權已經不是握在大學的手裡，而是由科技狂熱與政治權貴共同操控著。英國社會學家傑勒德·德蘭迪（Gerard Delanty）《知識社會中的大學》（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黃建如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就是在這種視野中探討了一系列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社會中大學的身份認同、大學如何在與社會的交往中承擔和鞏固自己的公民身份、當代知識模式的變化所帶來的大學模式的變化等等。德蘭迪強調的是大學作為“交往”的中心的重要性，“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更重視交往的大學概念”（《知識社會中的大學》，第9頁）。他的結論是“21世紀大學的中心任務就是在公共領域成為一個關鍵的參與者，從而促進知識的民主化”（11頁）。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受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影響，在他看來，大學就是植根於交往、批判性和改革性的場所（83頁）。因此，在面對AI時代的希望與恐懼的時刻，大學的責任是積極的回應和自由與誠實的交流。
最後應該回到在大學與城市中生活的大學教師大學。斯蒂芬·費魯洛（Stephen C.Ferruolo）說正是在城市中，大學教師才第一次想到把教書作為一種謀生手段。本德指出：“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身處城市之中的學者想要在純粹追求知識的理想與直面周遭物質生活的現實之間取得平衡都是相當困難的。腐敗、屈從於權力和財富的誘惑，這種種危險始終存在，但大多數時候，這是一種創造性的張力。”（導言，10-11頁）從中世紀以來大學和城市共生共存的歷史發展中，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並且深受鼓舞的是“兩者長期以來都是與文化的孕育和進步相互交織的”（序言，第2頁）。無論如何，“大學正是在其滋養和儲存的智識傳統與充滿活力的近代早期城市發生互動與出現轉變之際得到了拯救”（導言，12頁）。因此，光榮歸於與城市共生共存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