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秉持實質重於形式原則快遞，客觀界定用工關係
一紙協議難免責 快遞網點被判承擔用工主體責任
工人日報記者 柳姍姍 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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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勞動關係“全有或全無”的判定，難適配演算法管控、靈活用工等新業態快遞。最高法指導性案例明確：認定勞動關係須緊扣支配性勞動管理本質，穿透合同形式看實質。這一導向正落地各地司法實踐，本案即為典型例證。
“請假要審批、遲到算曠工、派件區域固定、違規就扣罰，還強制參與裝車卸車，上下班時間跟全職員工一樣……我明明接受營業部全流程勞動管理，完全符合勞動關係認定標準，怎麼因為稀裡糊塗簽了個服務協議，就不算事實勞動關係了？”日前，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一起快遞小哥與平臺企業的勞動爭議案，二審改判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快遞。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截至2024年底，全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4億人左右，其中依託網際網路平臺的新就業形態人員約8400萬人，佔全部就業人員的21%快遞。傳統勞動關係“全有或全無”的二分標準，難以適配演算法管控、靈活用工、多層分包等新型用工模式，平臺用工勞動關係認定難，已成為新就業形態領域最突出的法治難題。
長春中院民三庭副庭長時秋提示，審查新就業形態下的勞動關係時，應堅持實質重於形式原則，依據雙方實際履行過程中的權利義務實質內容進行判斷，而不能僅憑書面協議的名稱或條款下結論快遞。
簽了協議就不是勞動關係嗎快遞？
2024年4月，邵某透過某速運公司營業部發布的招聘資訊應聘入職，後被要求與案外人某平行線公司簽訂《共享經濟平臺服務協議》快遞。同年8月，邵某以公司未簽訂勞動合同、未繳納社保等事由離職，要求營業部支付未籤合同雙倍工資差額、經濟補償金、同工不同酬差額及裝卸車費等。
一審中，營業部辯稱業務已外包，邵某系自主註冊成為APP的網約騎士，可自由搶單、自主安排時間，隨時進出平臺，雙方不構成勞動關係快遞。協議也明確約定，勞動者提供配送服務的行為在任何時候均不認定為勞動、勞務或僱傭關係。2025年7月30日，一審法院據此駁回了邵某的訴訟請求。
邵某不服，提起上訴快遞。他指出，一審法院以協議中的“自主選擇”約定否定了管理從屬性，卻忽視了履行中營業部實際管控的客觀事實。“營業部透過APP、工裝、三輪車等工具把我納入業務體系，我根本沒有自主選擇工作內容和時間的實質權利。”邵某提交的平臺工號繫結記錄、裝車組名單、入倉時間表等證據，與聊天記錄、錄音共同形成了“招聘—管理—報酬”的完整閉環，足以證明營業部才是實際用工主體，一審片面採信協議內容屬於事實認定錯誤。
實質重於形式快遞，認定事實勞動關係
“本案爭議焦點在於邵某與營業部之間是否構成事實勞動關係快遞。”時秋告訴記者，依照《關於確立勞動關係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認定事實勞動關係需綜合審查人身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和組織從屬性。在審判實踐中，認定新就業形態勞動關係的司法重心應當從合同形式轉向履約事實，以防止用人單位利用合同外觀規避勞動法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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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秋分析，從查明事實看，邵某與營業部的關係完全具備“三性”從屬性特徵：人身從屬性上，營業部透過微信群對邵某進行考勤、排班、請假審批，要求其按時參加早會、裝卸車等固定工作，並對遲到等行為進行相應處理快遞。這種對勞動過程的具體指揮、監督和管理，已深入至勞動過程的各個環節，明顯超出了成果驗收的合理限度。
經濟從屬性上，邵某的報酬雖由某平行線公司代發，形式上與接單量掛鉤，但計算規則由營業部制定，工作機會和收入來源完全依賴於營業部分配的業務量，並透過該營業部指定的金融APP發放，經濟上具有顯著依賴性快遞。
組織從屬性上，邵某從事的快件收派、裝卸等工作，是營業部快遞業務的核心組成部分，其使用帶有速運標識的工裝、三輪車及專屬工號，被編入裝車組，接受與正式員工同等的管理，其勞動已完全融入營業部的組織體系快遞。
此外，邵某簽訂協議是在入職後被要求，營業部稱該協議僅用於線上接單和支付報酬，而招聘資訊中“工資自己說了算”“免費提供電動三輪車、四季工裝、繳納五險”等承諾，也讓邵某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受營業部招聘、管理，應由營業部支付報酬並繳納社保快遞。最終，二審法院認定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係，判決營業部支付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差額13485元和經濟補償金2325元。
用工責任快遞，平臺不應“一推”了之
時秋表示，本案對“假外包、真用工”的規避行為作出否定性評價，判令實際用工單位承擔相應責任，有力維護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引導平臺企業規範用工、促進新業態健康發展具有積極導向作用快遞。
據統計，2020年至2024年，全國法院共受理新就業形態民事糾紛約42萬件快遞。最高法調研發現，實踐中如何準確判斷平臺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爭議較大。有的平臺企業將業務“連環外包”，有的誘導勞動者註冊為“個體工商戶”並訂立承攬、合作協議，以此規避勞動法律法規和用人單位責任，加劇了認定難度，影響了裁判標準統一。
2024年底，最高法釋出一批專題指導性案例，涉及外賣騎手、網路主播、代駕司機等群體，聚焦勞動關係認定問題快遞。案例明確：在新就業形態下，判斷企業與勞動者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係，必須抓住支配性勞動管理這一本質核心，堅持實事求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能只注重形式和外觀。
此外，涉及意外事故理賠的糾紛也較為普遍快遞。不久前，時秋還審理了一起外賣平臺公司與騎手、保險公司的民事糾紛。該案中，騎手發生交通事故致對方車主十級傷殘，負全責。一審判決保險公司賠付18.3萬餘元，住院伙食補助費、鑑定費等2.3萬餘元由平臺企業承擔。平臺不服上訴，長春中院二審維持原判。
“案子表面是平臺和保險公司之間的糾紛，背後隱藏的法律邏輯是，我們認定了外賣小哥與平臺之間的用工關係，讓平臺承擔起補充責任快遞。”時秋說，現實中部分平臺企業認為只要買了保險，自身責任就可一推了之，於是推崇壓榨性演算法，導致騎手搶紅燈等危險行為頻發。“希望判決能讓平臺企業意識到，他們負有對勞動者進行安全教育等責任，引導企業建立良好用工環境，維護勞動者和企業的雙重利益。”
編輯快遞：祝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