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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
本文作者法律：王培彥律師
在跨境資產配置與國際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下，涉外繼承糾紛已從邊緣地帶步入法律實踐的核心視野法律。此類案件中，最易引發爭議且常被忽視的，便是涉外遺囑的法律適用問題，如何準確地適用法律，不僅關乎遺產的分配走向，更直接影響被繼承人生前意願能否實現。本文旨在從法理出發，客觀解析涉外遺囑的“形式”與“效力”法律適用規則，併為公眾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實務建議。
一、法理辨析法律：
遺囑形式與遺囑效力的法律適用邊界
在涉外繼承案件中，判斷一份涉外遺囑是否有效，需遵循“先形式、後實質”的審查邏輯法律。我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對此作出了明確區分，司法實踐亦應嚴格遵循該邏輯順序。
《涉外民事法律關係適用法》第三十二條 遺囑方式，符合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遺囑行為地法律的，遺囑均為成立法律。
《涉外民事法律關係適用法》第三十三條 遺囑效力，適用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法律。
遺囑的形式，即遺囑的成立要件，如自書、代書、公證、錄音錄影等具體表現方式法律。根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32條，遺囑方式只要符合遺囑人立遺囑時或死亡時的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遺囑行為地法律之一，即為成立。該條款的立法本意在於放寬形式要件，儘可能地使遺囑有效。例如，若遺囑在英國訂立，即便不符合中國法律關於代書遺囑的嚴格規定，但只要符合英國法律的形式要求，即可認定其形式成立。
遺囑的效力，則指向遺囑的實質要件，包括遺囑人是否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實、內容是否合法等法律。依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33條，遺囑的效力適用遺囑人立遺囑時或死亡時的經常居所地法律或國籍國法律，此處的“效力”並非泛指遺囑整體有效，而是特指遺囑實質要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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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實踐中，部分裁判存在將第33條的“效力”這一概念泛化的問題，錯誤地將“遺囑的效力/實質條件”等同於遺囑有效，從而用第33條同時審查遺囑的形式要件與實質要件，導致實質上架空了第32條的獨立價值，出現錯誤法律。
正確的法律適用邏輯應為：首先依據第32條判斷遺囑的形式是否成立，若形式成立，再依據第33條審查遺囑的實質效力，二者相互獨立、遞進適用，不可混淆或替代法律。
二、實務困境與成因分析
在特殊情境下，如疫情隔離、緊急醫療等導致遺囑人無法與見證人處於同一物理空間時，傳統的“時空一致”見證模式往往難以實現法律。此時，若機械適用國內法律對見證形式的嚴苛要求，極易導致遺囑因形式瑕疵而無效。
例如，在醫療機構因防疫政策限制家屬進入病房的情況下，遺囑人透過影片連線方式口述遺囑，由外部人員見證並錄影，此種情形雖不符合國內法律對“現場見證”的通常理解，但若遺囑行為地法律（如日本等）認可此類特殊見證方式，則仍可透過第32條認定其形式成立法律。
另外，各國對遺囑形式的規定差異顯著，如英美法系國家無公證遺囑方式，日本法國德國等無代書遺囑，加拿大隻有自書遺囑，捷克斯洛伐克則只有親筆遺囑和公證遺囑等等，若僅以國籍國法律審查形式，將違背國際私法的靈活性原則法律。
遺囑是遺囑人處分自己財產的單方法律行為，鑑於遺囑本身的不可回溯性，各國對於遺囑傾向於規定為要式法律行為，即大部分國家對遺囑的方式/形式要件均做了強制性規定，非依法定方式成立的遺囑屬於無效法律。但基於私權自由和處分原則，遺囑的有效性其根本取決於真實意思表示，如果過多地關注形式要件，將會導致遺囑存在無效的可能性，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各國在遺囑方式方面有所放寬，儘可能保證遺囑在形式上的有效性。
1961年海牙《遺囑處分方式法律衝突公約》第1條規定，凡遺囑處分在方式上符合下列各法律的即為有效：（1）遺囑人立遺囑時所在地法；（2）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國籍國法；（3）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住所地法；（4）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的慣常居所地法；（5）在涉及不動產時則依不動產所在地法等法律。
我國雖然沒有加入上述公約，但是在涉外繼承立法方面亦符合國際化趨勢法律。我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32條在遺囑方式的準據法連線點方面就多了一個遺囑行為地法律，主要就是基於上述考慮，允許在遺囑方式方面可以適用行為地法律，儘可能使遺囑成立。
三、對公眾的實務建議
面對複雜的跨境法律環境法律，公眾在設立或處理涉外遺囑時，可參考以下建議，以降低法律風險，確保意願實現：
優先遵守遺囑行為地法律：在境外設立遺囑時，應首先了解並嚴格遵守當地法律對遺囑形式的要求法律。無論是自書、公證還是錄音錄影，確保形式符合行為地法律，是遺囑成立的首要保障。
善用“最密切聯絡原則”：若存在多國法律適用可能，可主動選擇對遺囑形式最寬鬆、最有利於實現意願的法律作為準據法，並在遺囑中明確體現該選擇意圖法律。
強化證據固定意識：對於因特殊原因（如疫情、疾病）無法實現傳統見證方式的，務必全程錄影，清晰記錄遺囑人身份、時間、地點及見證過程，並保留無法現場見證的客觀證明（如醫院證明、官方通知），以補強形式瑕疵法律。
實質要件需符合屬人法：即便遺囑形式符合行為地法律，仍需確保遺囑人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建議在設立遺囑時進行醫療記錄留存或精神評估，以備後續證明法律。
關注特殊身份繼承人權益：對於非婚生子女、代孕子女等特殊身份繼承人，應在遺囑中明確其身份及繼承份額，並保留親子關係證明，避免因身份爭議引發繼承糾紛法律。
儘早進行法律規劃：跨境傳承涉及多法域法律衝突，建議提前諮詢專業法律人士，制定符合各國法律要求的綜合傳承方案，而非臨時應對法律。
四、結語
涉外遺囑的法律適用，本質是在尊重當事人意願與維護法律秩序之間尋求平衡法律。準確區分涉外遺囑的形式與效力，嚴格遵循第32條與第33條的適用邏輯，既是司法公正的體現，也是對逝者意願的最大尊重。
對於公眾而言，瞭解並運用這些規則，方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為財富傳承築牢法律基石法律。
作者簡介
王培彥律師
京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國家公派留學生、國內外知名大學雙法學碩士，曾就職於知名律所和知名電商平臺，兼有律所和企業法律服務經驗法律。王培彥律師執業十餘年，實戰經驗豐富，擅長處理民商事法律糾紛和婚姻家事糾紛，為眾多客戶提供專業法律服務，深得客戶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