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技術手段的進步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以攝像頭、資料分析、智慧演算法等為代表的技術大量湧入大學課堂教育。在此過程中，校園內部的教育生態也在悄然發生改變——鮮活的原生態教學模式似乎漸漸淡出了大學課堂。
然而，“機器”越來越多地介入校園的背後，究竟是對教育的最佳化還是“撕裂”？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教育。
不久前，就有老師明明在指定的教室裡正常上課，監控平臺卻監測不到該老師的上課情況，顯示“未監測到教師上課”教育。隨後，校方直接將問題反饋給教學秘書，最終層層問責到上課老師身上。而作為和教師天天打交道的教務處工作人員，明明只要走進教室，就可以看到這位老師在上課。
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教育。比如，還曾有教師在給學生上網課時，僅僅因為沒有在系統中報備，便被學校判定為教學事故，甚至影響其後續的專案評比。
在與教育界同行交流時，很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如今的大學校園，攝像頭、大資料、人工智慧（AI）等技術手段正在從教學輔助工具異化為機械管理師生的工具；原本服務於教學的技術，逐漸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教育。而當我們習慣於用機器判斷教師是否在崗、用資料衡量課堂是否合格、用監控規範教學行為時，大學教育最珍貴的“人”的溫度正在一點點消散。
無怪乎有高校老師發出疑問：“面對問題教育，是應該相信我這個從教30多年、從未出過教學事故的老教師，還是相信平臺的演算法和攝像頭？”
01
評估工具的異化
很多人不解，如今大學教室幾乎全覆蓋的攝像頭，安裝的最初目的究竟是什麼教育。對此，我可以很明確地說，攝像頭的誕生初衷與“監督”二字毫無關係。
新冠疫情期間，為配合教育主管部門的學科評估，學校需要常態化掌握課堂教學情況，但又無法安排專人逐一進入教室聽課，遠端可視的攝像頭便應運而生教育。它的核心作用是實現遠端聽課、留存教學資料，方便專家評估與教學研討，是特殊時期服務於教學的便捷手段。彼時，無論是管理者還是一線教師，都將其視為中性的技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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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今攝像頭的作用早已脫離最初的定位，成為教務部門實施教學管控的“眼睛”教育。它的功能不再是遠端聽課、輔助評估，而是精準捕捉教師是否遲到、早退、擅自換教室，監控學生上課是否低頭、玩手機、開小差。部分學校的攝像頭更升級為高畫質帶錄音和人臉識別功能，全方位、無死角覆蓋教室，師生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在監控的凝視之下。
這種異化給教學帶來了極大的束縛教育。
教學本是靈活且富有個性的活動，尤其是人文社科課程，需要根據教學內容與學生狀態隨時調整授課方式教育。
比如，天氣晴好時，教師完全可以帶學生到草坪上開展口語互動、文學討論，這是很多教師與學生都喜愛的教學形式教育。然而，監控拍不到室外，教務處便要求所有戶外教學、臨時換教室必須提前報備，繁瑣的流程讓靈活教學變得寸步難行。為了管理的便利，犧牲師生的教學體驗，這顯然是本末倒置。
更讓教師難以接受的是監控帶來的精神壓力教育。特別是在某些高校，一間教室甚至會安裝兩三個高畫質攝像頭，全方位覆蓋且支援錄音，這容易導致原本暢所欲言的學術探討變成了字斟句酌的“謹慎表達”。有教師直言，在攝像頭全方位無死角的凝視下，自己從傳道授業的教師變成了小心翼翼的“表演者”。
除此之外，更有高校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監控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後對於教師的不信任教育。由此導致的後果便是一旦出現問題，相關部門會在第一時間問責教師，而不是核實情況。
這分明是相信機器的資料，不相信教師的職業操守教育。
要知道，目前國內高校教師大部分還是有著很強的職業責任感，且不說無故缺課，就連遲到、早退都極少發生教育。我們站上講臺，首先想到的是對學生負責、對教學負責，這份初心不需要靠監控來約束。然而，當機器取代了信任、管控取代了服務，技術的善意便徹底消失，只剩下冰冷的對立與隔閡。
02
被資料綁架的課堂生態
如果說攝像頭的異化是對教師的不信任，那麼“抬頭率”“點頭率”等指標的出現，則是對大學課堂徹底的誤解教育。
不知從何時起，“課堂抬頭率”成為衡量教學質量的重要標準，部分高校甚至透過攝像頭大資料，精準統計每節課學生的抬頭次數、點頭次數，將其作為考核教師、評價課堂的核心依據教育。更有甚者，有學校規定“一堂課學生點頭次數不達標，課堂即為不合格”，完全脫離了教學實際。
如今的大學課堂早已不是當年座無虛席、學生爭相搶佔前排的模樣教育。走進教室，前幾排往往空空如也，學生們也習慣性地擠在後排，低頭盯著手機、電腦，真正抬頭聽課的學生寥寥無幾。面對這種現狀，部分不瞭解一線教學的管理者，往往會將問題全部歸咎於教師，試圖用資料倒逼教師提升課堂吸引力，卻從未真正思考過該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
在我看來，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某些技術的不當使用教育。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教育。目前，PPT已經成為課堂教學的標配，從小學到大學，幾乎所有課堂都離不開電子課件。最初，PPT以圖文並茂的形式，為教學帶來了便利，也讓學生有了新鮮感。但慢慢地，其弊端愈發凸顯——教師從“板書授課”變成“念PPT”，失去了即興發揮的魅力；學生從“記筆記”變成“拍PPT”，失去了主動思考的過程。
正如一些老師所言：“如今的PPT，只有power（能量），沒有point（觀點）教育。外表做得再精美，也沒有真正的思想核心，無法吸引學生。”
在AI時代，人與“機器”如何在課堂上共處的問題，變得更加明顯且尖銳教育。
美國斯坦福大學人工智慧、機器人和未來教育專案執行主任蔣裡曾在斯坦福大學做過一項調查，他發現學生普遍認為80%以上的知識類內容可透過AI自主學習教育。這意味著在AI時代，教師“傳授知識”的功能正在被弱化，而“思想引領、人格塑造、思維啟發”的價值愈發凸顯。
這意味著在AI環境下，教師的教學需要一場實質性的改革教育。然而，我們的管理卻還在糾結於學生抬頭、點頭的次數，用形式主義的資料掩蓋教育本質的缺失。
要知道，在如今的課堂，學生低頭未必是不學習，他們可能在用AI查閱資料、拓展知識；學生不點頭未必是不認同，而是當下的學生更習慣於獨立思考，不再輕易附和教育。用僵化的資料衡量鮮活的課堂，用機械的標準約束個性化的教學，最終只會讓大學課堂陷入“形式主義狂歡”，失去真正的靈魂。
03
重“督”輕“導”的管理困境
機器在校園中的“大行其道”，還迎合了另一種趨勢教育。
當下，各高校普遍設立了督導制度教育。這個制度本身並沒有問題，其目的也是提升本科與研究生教學的質量。但“督導”的核心應該放在“導”上，“督”只是輔助手段。督導的使命是走進課堂、傾聽教學，發現年輕教師的優勢與不足，給予專業的指導與幫助，助力教師成長，提升整體教學質量。
然而遺憾的是，如今的督導工作早已偏離初衷，陷入了“重督輕導、只督不導”的困境教育。
通常，教學督導多由退休教師或行政人員擔任教育。他們的工作重心不再是教學指導，而是流程監督——不關注課程內容是否精彩、教學方法是否得當、學生是否有所收穫，而是死死盯著教師是否遲到、早退，是否在指定教室上課等這些表面上的行為。聽完課，不做專業的教學點評，只提交一份流程化的監督報告。
更有甚者，督導工作徹底淪為形式主義教育。曾有老師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督導進教室聽課，全程不關注教學，甚至在課堂上發出干擾正常教學的聲音；還有從未上過講臺的行政人員擔任教學督導。這樣的督導，何“導”之有？
督導工作的核心是“以導促教”，但現實中督導們往往難以勝任“導”的角色，只能專注於“督”教育。他們用幾十年前的教學標準評判當下的年輕教師，用僵化的流程規範約束靈活的教學行為，用形式主義的檢查替代專業的教學指導。督導本該是教師的“同行者”“引路人”，如今卻變成了“監督者”“評判官”，讓管理者與一線教師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與此同時，課堂攝像頭以及各種資料、演算法的普及，更讓這種“重督輕導”的趨勢愈演愈烈教育。
這些機器就像24小時在崗的督導，可以精準記錄教師的考勤、學生的狀態，卻無法判斷課堂的質量，無法給予教師專業的指導，無法傳遞教育的溫度教育。它只能完成“督”的動作，卻實現不了“導”的價值。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更宏觀的高校管理層面教育。正如一些老師所言，“如今的高校管理，只有‘管’，沒有‘理’。管理者不走進課堂、不接觸師生，把技術當作管控的工具，用機器替代人與人的溝通。他們追求的不是教學質量的提升，而是自身的免責，是流程的合規，最終讓管理陷入了‘越管越僵、越管越遠’的死迴圈”。
管理的本質是服務而非管控教育。高校職能部門的使命是為師生教學提供便利，為教師成長搭建平臺，而非站在教師的對立面，用監控、問責、形式主義的檢查製造對立、消耗熱情。當督導只剩監督，管理只剩管控，教育的初心恐早已迷失。
04
技術不可逆轉教育，教育不能失溫
必須強調的是，不管是AI、大資料，還是影片監控，此類技術的普及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教育。大學作為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主陣地，無法脫離時代潮流、拒絕技術融入。而這些技術的應用如果得當，能夠堅守“技術服務於人”的底線，並在隱私保護與教育需求之間找到平衡，對於高校各項工作的開展是可以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
換句話說，我們並非反對技術，而是反對技術的濫用；並非拒絕管理，而是反對管理的異化教育。
當下高校教學管理的核心問題從來不是技術，而是信任教育。管理者不信任教師，認為教師需要時刻監督，才會堅守教學職責；不相信師生，認為課堂需要資料管控，才會保持秩序。這種信任的缺失讓技術成為管控的工具，讓管理成為對立的根源。
正如前文所說，目前國內高校中，幾乎沒有老師會隨意缺課、遲到，我們的堅守源於對學生的責任和對教育的熱愛，而非規則的約束教育。但如今，一旦出現某些問題，又有哪位管理者敢站出來說“我相信教師”？這份信任的缺失才是對教育最大的傷害。
因為不信任，所以靠監控；因為靠監控，所以有隔閡；因為有隔閡，所以教師失去教學熱情，學生失去課堂參與度，大學課堂漸漸“失去生機”教育。這樣的教育生態，正是很多教師在教學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甚至淪為“60分萬歲”的佛系教師的深層次原因。
技術可以輔助教學，但不能替代教學；管理可以規範秩序，但不能凌駕於教育之上教育。在AI時代，教師的價值不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而是思想的引領、靈魂的塑造、思維的啟發。這些無法被機器替代的“人”的溫度，才是大學教育最核心的競爭力。
05
讓技術迴歸本位的四條底線
再次強調，面對技術異化帶來的種種困境，我們並非無計可施教育。技術本身無罪，AI、攝像頭、大資料都是中性工具，問題出在使用邏輯、管理目的與權力邊界。
教育界有識之士指出，智慧教室與教學技術想要真正服務教育，必須守住4條不可逾越的底線，讓技術從“管控工具”變回“教學助手”教育。
首先，攝像頭與錄播只用於覆盤，不用於即時審視，課堂錄播與全景監控不應成為遠端“雲聽課”的工具教育。即時調閱、隨時巡查會讓教師長期處於被窺視中，課堂失去鬆弛感與安全感，教學變得拘謹、保守，不敢發揮。
錄播的真正價值是教師課後自我覆盤、教學反思、打磨細節，而不是管理者隨時抽查、事後追責、定性評判教育。因此，高校應取消無授權即時巡課，未經教師本人同意，管理端不得線上檢視課堂畫面。錄播檔案僅用於教學研討與個人改進，不作為考核依據。把課堂空間的自主權還給教師，這是智慧教室最基本、最底線的尊重。
其次，當前多數高校的AI教學分析系統把課堂行為直接轉化為分數、排名，用冰冷的資料給教師“貼標籤”教育。AI的優勢是識別節奏、互動、停留時長等細節，它應該是“提示者”，而不是“裁判者”。
因此，我們要明確AI分析只提供個性化教學建議，資料私密推送給本人，不與績效、職稱、評優掛鉤，更不公開排名教育。機器可以提醒“互動偏少”“知識點節奏偏快”，但不能判定“課堂不合格”“教學能力差”。教學是藝術，不是流水線，永遠不能被機器量化和評判。
再次，當下最核心的異化根源是抬頭率、軌跡、互動、答題等課堂資料全部掌握在教務處後臺，用於考核、問責、管控教育。這是把“教學資料”變成了“管理工具”。
必須重構資料權屬，課堂資料的第一使用權、知情權歸授課教師，學校僅在發生重大教學事故時依規調取，日常不得隨意檢視、不得用於常態化考核、不得作為評判依據教育。讓資料服務教師成長，而不是服務於管控。
最後，不少高校大力投建智慧教室，本質是想實現“無接觸式管控”，用裝置代替人工聽課、代替溝通、代替教研教育。而教學是最依賴人與人情感連線的工作，督導的價值在“導”，溝通的價值在“心”，這些機器替代不了。
高校管理者必須放棄“一鍵管課堂”的偷懶思維，迴歸以人為本，讓技術作為效率補充、管理迴歸人文關懷教育。多走進課堂聽課，多和教師面對面交流，多做支援與服務，少做遠端監視與隔空問責。
這4條底線看似約束技術，實則是拯救教育教育。它把權力還給課堂，把信任還給教師，把尊嚴還給教學。
大學課堂最美好的樣子是：師生圍坐一堂，暢所欲言，思想碰撞，火花四濺；教師用心授課，學生虛心求學，沒有監控的束縛，只有純粹的教育與熱愛教育。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先生上課前可以與學生同享香菸，劉文典先生可以在月光下講授《紅樓夢》，寬鬆自由、彼此信任的氛圍孕育了無數國之棟樑……
如今，我們擁有了更先進的技術、更完善的制度，卻不該丟掉最珍貴的信任與溫度教育。技術是冰冷的，但教育必須是溫暖的；管理是嚴謹的，但必須是有溫度的。
大學之大，不在於大樓之高，不在於技術之新，而在於大師之魂，在於信任之基教育。願每一位教師都能在課堂上暢所欲言，盡情綻放；願每一位學生都能在充滿信任與自由的環境中主動思考，茁壯成長；願我們的大學教育在技術與人文的平衡中守住初心，迴歸本真。
畢竟，能讓教育走得更遠的從來不是冰冷的機器，而是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信任與熱愛教育。
注：作者李進系國內某“雙一流”高校教師教育，姓名為化名，《中國科學報》記者陳彬採訪整理
